新京报讯（见习记者 张一川）满眼的山，是来到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的第一印象。

位于秦岭腹地的佛坪县，与北方的关中平原、西南方的汉中平原，直线距离都在60公里以上。整个县城面积1平方公里出头，与全县面积1279平方公里相比，甚至还占不到0.1%。将卫星地图不断放大到手机屏幕刚好能容下北京的二环时，在同样的比例尺上，椒溪河谷上人工建筑勾勒出的佛坪县城的轮廓，才从满屏的绿色中隐隐显现。就连佛坪的高铁站，也是夹在相距1公里的两个隧道出入口之间。

经过长年的生态环境保护，陕西省2014年进行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显示，佛坪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90.3%，“近年肯定还不止这个数”。与此同时，佛坪县却在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佛坪县人民面前：如果不能像祖辈那样在山林里伐木、挖药、狩猎，该如何在山林中发现新的机遇？

佛坪县城建在大山之间，椒溪河岸。佛坪县宣传部供图 吴康 摄

生态旅游带动农户“乐”起来

2014年贫困户建档立卡中，佛坪县长角坝镇上沙窝村（现为沙窝村）的村民代辉成为了村里的贫困户。

那时他的小儿子刚读小学二年级，因为村里学校撤掉了，只能去县城就学。大女儿也在县城读高中。代辉的妻子搬去县城照顾孩子，家中只剩下他一个劳动力。

代辉做过厨师，在穿越佛坪的108国道旁做点大货车司机的生意，后来西汉高速建成，客流量锐减。回到村里，代辉见当时中药材价格有上涨趋势，不时上山挖点药材，但没有定数，“有时挖到变点钱，有时就没有”。有些厨艺的他，经常在村里的红白喜事、大小宴席上掌厨，加上在周边的基建工地上打零工，也就只是能维持生计，没有太多节余。

这样的收入对于代辉来说“还是不行”，2009年到2014年间，他几次前往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打工，有时一个月收入能有五六千，但“自己也用，家里也用”，也没能攒下什么积蓄。

在被确认为贫困户之后，定点帮扶的单位多次上门动员，建议代辉在村中开办农家乐，搭上佛坪县“全域旅游”的政策快车。2016年3月，代辉通过农业部门和旅游部门的审批，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获得了20万元贴息贷款。贷款总利率为9.38%，代辉先行偿还全部利息后，国家再返还7%的利率补贴，贴息共计三年，意味着三年间代辉实际上偿还利率为2.38%。

靠着这20万，代辉在自家住宅上加盖了一层，设置了三间客房，再从亲朋好友处借来了七八万，添置了一些设备、家具，“代代红”农家乐在半年后正式开张。

代辉的“代代红农家乐”，旁边是他堂弟今年新建的农家乐，即将开始营业。张一川 摄

近三年下来，代辉算了笔账，开办农家乐外加餐饮，每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到10万元。“主要还是餐饮方面，接待搞得不多，3间房还是有局限。”代辉说。

不过，也正是农家乐的开办，为代辉主要依靠的餐饮服务打开了一条路，整修过的大院能够接待大量游客在室外用餐。“外面空气清新”，代辉说。据佛坪县2018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佛坪县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51天。

开办农家乐的当年，代辉脱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沙窝村村支书段昌斌介绍，早在2008年时，沙窝村就有了第一家农家乐。但直到2012年，才有了第二家。从此之后，沙窝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渐加快，现在沙窝村已经有10家农家乐或民宿，还有五六家正在装修。

“现在接待能力大概在500人左右，周末经常住满。”段昌斌说。天气记录显示，佛坪县夏季日均最高气温30℃，非常适合消暑纳凉。“空气好，植被好，吸引人。”

段昌斌介绍，有些规模稍大的农家乐，毛收入已经可以达到80万元左右。村集体也在村委会的楼上，开办了一家民宿。

沙窝村村集体所办的“金窝窝”民宿。张一川 摄

通过旅游聚集的人气，也惠及到没有能力开办农家乐的农户，“游客购买农作物、土特产，也是一种增收，旅游是多方面的、多元素的带动。”段昌斌说，以前村民家的蜂蜜卖给收购商，只能卖到二三十元一斤，现在村民们自己置办些小包装添上，卖给游客，能够卖到五六十元一斤。

虽然随着女儿进入大学，代辉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在增大，但农家乐和餐饮接待的收入相较以往来说，已经是跨越了一个台阶，且较为稳定。代辉期待，争取在今年年底还清信用社贷款。

林下经济成为村民重要收入来源

不过，虽然佛坪县几乎所有村庄都散布在秦岭之中，都拥有“好空气”和“好植被”，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能发展出如沙窝村一般的旅游产业。

原下沙窝村的村民李清华对于段昌斌说的“旅游带动”有切身的体会。她今年和家人一起去四川都江堰旅游，发现景区里玉米、黄瓜都能卖到五元、十元一根。“我们这哪有人买嘛？你站在路边卖，卖到天黑都卖不出去一根。”

沙窝村村主任侯勇介绍，2015年，原本是“小康村”的上沙窝村与2012年就被认定为贫困村的下沙窝村合并为现在的沙窝村，沙窝村也就成为了贫困村。

到现在为止，原下沙窝村只有一家刚刚开张一个多月的农家乐。

李清华的丈夫、原下沙窝村村主任杨永铭认为，这是因为原下沙窝村的整体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上面有文化广场、有红军桥，到我们这都没得什么看。”在杨永铭还担任村干部的时候，他经常听镇上开会说，要“从上往下”建设，“大会小会都讲，就是没有落实下来。”

原下沙窝村有三个村民小组都在山沟中，只有一组是沿着椒溪河而建，但公路又在河的对岸。2016年，在帮扶单位的帮助下，一座水泥拱桥替代了原先的铁索桥，结束了原来一组只能进摩托车、无法进汽车的历史。

建筑材料能够运进来后，好几位村民都在原先住宅的基础上整修、加建，有做农家乐的打算。但这段河谷地形促狭，原来就只有30亩耕地供二十多户村民分包，现在虽然建起了房子，但通村民家的道路仍只有一车宽，更别说停车了。

在与原上沙窝村有一定差距的自然条件下，原下沙窝村的村民在务工之外，则依靠经济林木和林下经济“向大山讨生活”。

同在2014年建档立卡中被认定为原下沙窝村贫困户的陈升礼，在退耕还林的坡地上种有一千多棵山茱萸，“算是种的少的了”。虽然现在行情不是很好，每年还是能给陈升礼家带来六千多元的收入。此外，段昌斌介绍，沙窝村所属的长角坝镇，曾从陕西省争取了扶贫项目资金，帮助全镇380户贫困户发展中药材猪苓的种植产业，平均每户能拿到一万元。

代辉和陈升礼都拿到了这一万元的扶助。2015年，陈升礼用这笔钱，种植了1000平方米的猪苓，刚好能覆盖成本。三年后，他收获了两千多斤干货，却又赶上猪苓价格下跌，只收入四万多元。

杨永铭介绍，原下沙窝村二组的副业“搞得比较好”，枣皮、板栗、核桃各种经济林木都有，农户多则能收到三四万元，少则一两万元。其他各组稍微差些，但副业的户均收入也能达到一万元以上。

杨永铭说，对面那片山上曾经大半是耕地。张一川 摄

现在的沙窝村共种有山茱萸6500亩，人均10亩。山茱萸的大规模种植，也带动了沙窝村的旅游。“清明前后看花，国庆前后看果”，两个季节漫山遍野黄的、红的一片，游客纷纷追花逐果而来。

除了山茱萸以外，沙窝村的村民们还在林地间隙种有猪苓5万平方米、天麻1万平方米，养殖中华土蜂1860箱。段昌斌说，“村民40%收入靠林下经济。”很多开办农家乐的农户，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早年中药材种植的积累。

佛坪县林业站站长易炳学介绍，山茱萸、核桃、板栗三种主导的经济林木在佛坪县共有三十多万亩，加上其他经济林木，总种植面积能达到40万亩。相比之下，佛坪全县的耕地面积还不到3.5万亩。据佛坪县2018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全县猪苓和天麻的种植面积分别达到39万平方米和28万平方米。

易炳学表示，这些经济林木和林下经济，在2018年给佛坪县带来约2.3亿元林业综合产值。而佛坪县2018年度政府工作报告预计当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为10.8亿元。

“现在下沙窝也慢慢赶了上来。”沙窝村村主任侯勇说。2017年年底，佛坪县政府发布公告，包括沙窝村在内的35个村在2017年度退出贫困村名单。2018年，沙窝村人均收入达到10960元。

“上沙窝下沙窝上下沙窝金银窝。”在沙窝村村委会旁的文化舞台，一副对联的上联如是写道。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8年9月29日，陕西省举办2017年度贫困县脱贫退出情况新闻发布会，佛坪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0.8万人减少至300余人，脱贫0.77万人。而资料显示，佛坪人口一共为3.5万人。佛坪县成为全省“脱贫摘帽”的4个县之一，陕西省贫困县数量第一次出现净减少。

生态环境保护下的脱贫艰辛

原上沙窝村发展旅游产业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村庄地理位置临近佛坪县著名的“熊猫谷”景区，很多游客在景区游玩后，会选择来此住宿。而秦岭大熊猫野化训练基地二期也征用了沙窝村的林地，村干部们更加期待新一轮生态旅游的发展。

同样与大熊猫“有缘分”的大古坪村和岳坝村，却没能同样享受到国宝带来的人气。

大古坪村和岳坝村都坐落在以保护野生大熊猫为主要目标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部分村民小组在保护区界限内。这一保护区目前是全国野外偶遇大熊猫几率最高的地区。

岳坝村一位村民回忆，县旅游局曾试图在村中开发旅游，但因为原国家林业局直属、陕西省林业局代管的保护区管理部门设阻，旅游项目搞得不是很成功。

因而，在务工之外，林下经济的发展成为这两个村脱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华土蜂养殖是大古坪村的特色产业之一。大古坪村村主任宋建军介绍，全村274人，几乎每户都养蜂，少则十几箱，多则二百七十多箱，全村总计超过三千箱。年景好的时候，每箱蜂每年大约能产糖10-15斤，今年雨水多些，每箱只有5-8斤糖，大概能卖上四五百元。

岳坝村养蜂数量较少一些，村主任陈邦友介绍，全村约有60%的农户养殖了中华土蜂，一共800箱。加上山茱萸种植和务工的收入，2015年，岳坝村人均收入达到8460元。

2017年，大古坪村、岳坝村同沙窝村一同退出了贫困村名单。

不过，大古坪村村干部向记者表示，多年来，因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要求严格，限制了村庄的发展选择，虽然相比以往确实有很大发展和进步，但相比佛坪其他村庄，发展的步幅则要小了许多。

村干部和村民们比较介意的一件事，是“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认定问题。“我们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上，为保护国宝大熊猫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是这个公益林却是全县均摊了。”大古坪村村支书王小林说。

对此，佛坪县天然保护林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苏堋解释，公益林由国家进行划分认定，县林政部门没有权力增大或缩小，但确实是每个村都有。县林业局一名中层干部则说，这一补偿是“大锅饭”，如果不都分一点，“老百姓又要说不公平”。

沙窝村的村干部则觉得，补偿额度和村民为生态保护所作的牺牲、贡献并不对等。在林权制度改革之前，尽管已经不允许商业性采伐，属于集体所有的山林却没有享受生态效益补偿。直到将林权分到村民手上后，沙窝村的村民们从2015年开始领到了自己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款。

“只是象征性的，从一亩3块8，到5块1毛2，再到近两年的13块。”沙窝村村支书段昌斌说。他介绍，沙窝村一共有4.6万亩林地，210户村民，平均每户的山林不到200亩。原下沙窝村村主任杨永铭回忆，当年原下沙窝村每人“分”到了40亩山林。然而，这些山林中，并不是每亩都能享受生态效益补偿。

苏堋介绍，佛坪全县目前共有41.76万亩公益林享受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的生态效益补偿，每年共计542.88万元。

另一方面，经过长达二十年的保护，秦岭腹地的生态环境恢复良好，境内拥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佛坪县，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90%以上。在莽莽森林中栖息的动物们，也逐渐扩大着活动范围。羚牛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更严重的则是野猪对村民种植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破坏。

记者在佛坪县走访多个村庄，几乎每个村庄的村民和村干部都反映“野猪成灾了”。段昌斌估计，沙窝村今年种植的猪苓和天麻，80%都被野猪破坏，“可能本钱都收不回来”。

佛坪县林业站站长易炳学表示，羚牛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经核实伤情后，村民的医疗费用可由国家财政报销。

至于野猪的问题，尽管佛坪县林业局也在今年7月15日发布回应承认“近年来野猪等非重点野生动物给我县村民的产业发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但因为野猪只是“一般性”保护动物，县林业局回应中称目前暂无补偿办法。县林业局在回应中建议，村民可申请狩猎许可，购买相关农业保险。

生态脱贫之后集体产业接棒

岳坝村村民陈晓琴今年没有种庄稼，“种一点都会被吃掉。野鸡、野猪、雀雀、鸟鸟，都到这地方来。”

不过，她在村上的香菇产业园中有一份工作，从今年开春到8月份，已经给她带来8000多元的收入。

岳坝村的香菇产业园。张一川 摄

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战果”，2017年12月，岳坝村的香菇产业园建成投产。

岳坝村村主任陈邦友介绍，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创办的这一产业园，初期投资192万元，包括122万元的建设投资，以及70万元贫困户、脱贫户配股，均由国家财政支付。2018年，产业园从78万元收入中拿出了4万元，给全村53户贫困户、脱贫户分红。

而在分红之外，更重要的是，村中很多贫困户、脱贫户，尤其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的，可以在产业园中就近务工，从而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尽管不是贫困户，但陈晓琴还是有机会能到村里的香菇产业园工作，“比我差的都是贫困户了”。

今年49岁的陈晓琴现在独自在家照顾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她的丈夫两年前在驾驶三轮车时发生意外去世，而她自己也因早年在村中做手术留下的遗症，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虽然有两个儿子在外面务工，但一个已经结婚生子，另一个做小生意刚刚起步，也都只是刚好够自家生活。

2018年，她开始到产业园工作，工资每小时10元，每天工作时长根据这一段时期的作业工序而定，有时干上半天就行，有时则从早到晚中午都没有休息。

陈邦友介绍，除了像陈晓琴一样的困难村民，还有26名贫困户、脱贫户，一共三十多人在产业园中工作。2018年，产业园一共发出去38万元工资，“最多的有两万八”。而在以前，这些贫困户的人均收入只有2800多元。

2018年9月，肖家庄村也启动了香菇产业园项目。

肖家庄村的香菇种植棚。张一川 摄

虽然在启动时间上在全县来说算是比较晚的，但他们雄心很大，“做成这个行业的龙头，靠产业示范带动全县。”肖家庄村村支书江崇华说。

这两年，通过扶贫办整合资金，国家财政为肖家庄村的香菇产业园投入了630万元，此外还有贫困户配股资金30多万元。江崇华介绍，产业园的总投资已经达到1250万元。

现在产业园已经生产了150万袋菌棒。其中80万袋卖给了佛坪县4个镇8个村，成为这些村子发展香菇产业的第一批材料，也为集体经济合作社带来了约80万元的收入。剩下的70万袋村上自己留着产菇，“产值保守估计有800万元”。江崇华说，今年品质好的香菇最高卖到了7.5元一斤。

在香菇上架以后，产业园便将大棚一间间承包给劳务小组，采用计件的方式支付工资。香菇采摘的时间很有讲究，早了或晚了品质都会下降，就只能做成干香菇，价值也大大降低。“如果等到多了、大了的时候再摘，也不顾及第二茬的苗，不管好坏都给你拔了，那就是损失。”江崇华说。

江崇华展示不同等级的香菇，前面两个“白顶”为品质较好的，后面“黑顶”只能烘干出售 。 张一川 摄

产业园给香菇分成三个等级，每斤分别付给劳务小组6角、4角、3角。“这样他们没事就在里面转，一级菇就能多捡一些。让他们明白是在给自己打工。”江崇华说，产业园还计划评定劳动能手，折算成“贡献股”，给予奖励性分红。

并且，所有劳务小组都必须绑定至少一名贫困户或脱贫户，“绑定了就不会返贫了”。江崇华介绍，目前村中有劳动能力的36户贫困户、脱贫户都参与其中。

在香菇产业园投资建设的同时，同样在政府的帮扶下，岳坝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还种植了40亩金丝皇菊的。但结果却是“卖不出去”，现在土地都撂荒了。“这东西不能搞”，陈邦友说。

他认为香菇种植则是很适合岳坝村的一个产业项目，“我们这气候好”。陈晓琴也觉得，因为源头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流经岳坝村的金水河“水质好，没有污染”，种出的香菇比其他地方品质都要好。问及香菇都卖到哪里去了，陈邦友相当自豪：“福建、浙江、山东、四川、陕西，各省都有。”

虽然去年产业园的收入只能刚好抵掉开支，但陈邦友希望，“今年支持一点，明年政府多少再给我们支持一下”，两年后能够实现产业园的“自我造血”。

新京报见习记者 张一川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